坚持到还有明天 , 有明天就行 。

——陈佩斯

陈强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正在匈牙利访问,北京来报:老婆生了一个儿子。

为了纪念《白毛女》在国外映出的盛况,陈强随口说:“那就叫布达吧,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,就叫佩斯。”

1954年,陈佩斯出生。

陈佩斯天生有一种反叛精神,让父亲极为头疼。

打小他就性情顽劣,学习成绩非常“稳定”,长期霸占班上倒数第一的位置,看上去就不是读书的料。

虽然成绩不咋地,但他的个子却是班上最高的。

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,故意收拾他:“你个子这么高,坐最后一排吧。”

陈佩斯知道老师想整他,就和老师结下梁子了。

一次,老师让同学们用“五彩缤纷”造句,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。

噌地站起来说:“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。”同学们哄堂大笑,老师脸都黑了。

回到家里,等待陈佩斯的是父亲一顿海揍。

那时,陈强常年在外拍戏,父子之间的交流,全靠鸡毛掸子。

虽然陈佩斯常常被父亲揍得鼻青脸肿,在他心里还挺崇拜父亲。

当年陈强曾是“中国二十二大明星”。“百花奖”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,他还是那年得奖票数最高的演员。

那时候,陈佩斯一门心思想长大后去当勘探队员。

下课后,他常一个人钻到煤堆里去,找石英石、铁矿石。

然后一身乌黑地跑去告诉自然课老师今天收获有多大,直到现在陈佩斯还有往地上乱瞅的毛病。

随着年龄不断增长,陈佩斯迷上了看电影。

然而一夜之间,天翻地覆。

父亲被抓进牛棚,批判的理由是:“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?”

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

陈佩斯回忆: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,被打得皮肉模糊,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。

这些惊恐与不解的经历,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的荣誉格外排斥。

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,陈强曾赌咒发誓:以后再也不演反面人物了,也绝不让儿子、孙子沾文艺的边。

1969年,15岁的陈佩斯在北师大附中读完3年初中后,到内蒙古寒苦地区兵团插队。

他所在的建设兵团是一个沙漠地区,寸草不生。

在哼哧哼哧的劳动中,陈佩斯上房泥可是一把好手,用铁锹往上扔泥,上下翻飞。

他生命中的一股韧劲让他无论在何种境遇,都能生存下去。在那片不毛之地,陈佩斯度过了人生中艰难而难忘的4年。

陈佩斯的妻子曾说,“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,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。”

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,感同身受。

她说,“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,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“。

在兵团里总是吃不饱,陈佩斯便打起了报考艺术团体的主意。

1972年,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招收演员,陈佩斯瞒着父亲偷偷报了名。

田壮壮对已经历两次失败的陈佩斯说:“别泄气,我陪你一块儿去,给你壮胆!”

当时的主考官是田华,陈佩斯管它三七二十一,在考场上表演了小品和朗诵。初试顺利通过。

但陈佩斯还有点不放心,轮到别人考试时,陈佩斯举手大喊:“田华阿姨,我还有节目呢!”

田华笑着问他:“你有什么?”陈佩斯拍拍胸脯说:“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田华见他憨态可掬,便说:“那好吧,你再表演一个吧。”

陈佩斯演完之后还觉得不过瘾,别人考完之后,陈佩斯又举手喊到:“田华阿姨,我还有节目呢!”

原来陈佩斯为了考试,准备了足足一台节目。

进厂以后,肚子里没有油水的陈佩斯开始猛吃,一手抓5个大馒头,再加上一盘6分钱的洋白菜。

使陈佩斯真正走入喜剧世界的影片,是出演1979年的电影《瞧这一家子》。

演对手戏的,是“则天皇后”刘晓庆。

这是十年浩劫之后,中国电影银幕上第一部喜剧。

“中国老百姓太苦了,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。”

但这种“毫无教育意义”的娱乐片,上级不屑一顾。

无路可走,陈佩斯只有自己成立电影制作公司,用“个体户”的方式来拍。

在他和父亲合演的首部电影《瞧这一家子》中,每一场戏陈强先自己演一遍,再让陈佩斯模仿,就这样陈强手把手教儿子演戏。

导演王好为称赞陈佩斯:之前,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。

”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。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。”

后来,《瞧这一家子》爆火,还捧回文化部优秀影片奖。

此后电影生涯中,有一次,陈佩斯因为老友姜昆的恳请进了《京都球侠》剧组。

没想到,后来还把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百花奖最佳配角奖颁给陈佩斯。

可陈佩斯竟没去领奖,因为他觉得自己演的并不好,或许正是他的这种较真率性,更让人心生钦佩。

自此以后,陈佩斯对各类奖项更是不在乎了。

1984年,陈佩斯因小品一炮走红。这一年,陈佩斯30岁。

那年的春晚舞台上,陈佩斯和朱时茂搭档的《吃面条》,红遍大江南北。

这个小品的出演,当时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,都顶了极大风险。

《吃面条》本来是八一厂演员和观众互动时,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捣鼓的小短剧,没想到,效果出奇的好,走哪红到哪。

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,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,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。

送审时,凡是看了的人,都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可这样一个为笑而笑的节目,又没什么教育意义,敢在中央电视台上直播吗?

黄一鹤没了主意,他把球踢给了姜昆,姜昆也不敢拍板。

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,倔脾气就上来了,对朱时茂说:“算了算了,别搞了,还有正事儿,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。”

还是朱时茂脸皮厚,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,说:“再等等,再等等”。

过了几天,陈佩斯负气而走,朱时茂又去找陈佩斯,说导演要他们回去。一回去才知道,压根没这事儿,是朱时茂自己特想上。

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,《吃面条》的处境非常尴尬,因为始终没人拍板,陈佩斯和朱时茂没有“身份”。

每次 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,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“蹭车,蹭饭”。

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,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,进门冲人一笑,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。

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,《吃面条》能不能上,仍没定论。

直播前10分钟,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:“你们上吧,出了事我来负责。”

陈佩斯永远记得那天夜里,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。

《吃面条》是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。开启了春晚小品的先河。

1985年,陈佩斯彻底剃了头发。

其后陈佩斯与朱时茂继续合作11年,在春晚舞台演出了《烤羊肉串》《主角与配角》《警察与小偷》等经典小品。

舞台上的陈佩斯滑稽十足却形象鲜明,将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,一身市井气却不乏率性真诚。

自出机杼,浑然天成。在小品演员里入木三分,非陈佩斯莫属。

这种高级感的小品,自他之后,再难一见。

1998年《王爷与邮差》,那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。

自此,陈佩斯告别春晚。

90年代后,陈佩斯的表演艺术到了新的顶峰。

在演出《吃面条》的小品后,无数个演出邀请令陈佩斯应接不暇。

陈佩斯“走穴”的收入自己不管,拿回家就交给太太。太太也不管,直接开了银行账户全放在里面。

1998年,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,钱便是太太存在账户里的。

先后投资500多万拍摄了《父子老爷车》《太后吉祥》《好汉三条半》,但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,一部接一部亏损。

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,陈佩斯只得苦苦支撑,继续四处走穴,用赚来的出场费支撑公司的运营。

可屋漏偏逢连阴雨。

随即,与央视的版权官司,将陈佩斯逼到了绝境。

1999初,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,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《吃面条》《拍电影》《警察与小偷》等8个小品的VCD光盘。

两人通过登门、打电话和去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,无奈之下诉诸法律。

他“一意孤行”,执拗地想要个说法。

这个说法就是,微小的个体,即便在强权下,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权利。

官司尘埃落定后,陈佩斯拿到了16余万元的侵权赔偿金。
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,这起正常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,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“央视封杀风波”,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。

几乎在一夜之间,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。

没了演出收入维系,影视公司也只能宣布倒闭。

那时,陈佩斯的女儿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报名的时间,陈佩斯赋闲在家,主动带着女儿去报名。

报名费280块,陈佩斯掏遍口袋,身上只有147块钱。

尴尬之余只能默默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。

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,陈佩斯黯然泪下。他那阵儿彻底绝望了,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。

妻子看在眼里,一声不响地带陈佩斯去了一个地方。

1999年“五一”期间,妻子拉着陈佩斯到郊外散心。

车子开进了北京延庆市井庄镇西三叉村。

下车后,妻子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,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:

“一直没有告诉你,早在去年,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,承包期为50年。”

居安思危,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。

陈佩斯愣住了。

“我嫁给你10多年,太了解你。你有无人企及的才华,但也有致命弱点。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,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,商业化操作这些你都不懂。”

陈佩斯站在寂静无人的山头上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公司失败、春晚封杀,本已绝望,却不知深爱他的人早已为他留了一条后路。

妻子说这万亩山林可以保证他们后半辈子过上富足的生活。

“每年只需投入10万元就有回报,如果种果树和速生用材树,七八年后每年少则净赚100万元,多则500万以上。”

最有意义的是,10年后万亩荒山还会变成绿色林海。

陈佩斯哽咽着说:“你要我怎么做,我全听你的。”

“扛着锄头,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,到这里当山民!”

就这样,昔日爆火于央视的陈佩斯变成山民。

两人在山上建了两间木头房子,一间厨房一间卧室。

厨房里没有煤气,也没有煤,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是唯一的燃料。

每天早上起来,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篓,去捡满一背篓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。

除杂草、搬石头、挖树坑,陈佩斯和妻子王艳玲租货车运来买好的侧柏、苹果和石榴等树苗,赶季节争分夺秒地种下。

当光秃秃的荒山都被育上了新苗,每天早上天刚亮,两人就穿着深筒套靴出门去巡山。

一万亩的荒山,光走下来都要七八个小时,中间还得观察是否缺水,有没有病虫害。

每一天,夫妻都俩披星戴月。

白天挥汗如雨地干活,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痛。陈佩斯没叫一声苦和累,只叮嘱妻子多歇歇。

转眼两年多过去了,小树长高了一大截,荒山变林海。

后来山林中甚至出现了野猪、狍子和狐狸等动物,以及多种鸟类。

当经济危机终于得到缓解后,陈佩斯又不安分起来。

骨子里的表演欲开始复苏,最了解陈佩斯的莫过于妻子。

她把山林30万利润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元一起给了陈佩斯,告诉他,这是重开影视制作公司的首笔资金。

“放心去打拼,赚不赚钱都不要紧,只要不背债就行。”

妻子继续守在山上,保证家里稳定收益,给这个家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

新世纪,陈佩斯复出,他迷上了创作。

陈佩斯决定在舞台渠道另辟蹊径:做话剧。

在中国话剧的“圣殿”北京人艺,连演员都要纷纷下海去演电视剧的年代,许多人对他的疯狂之举感到匪夷所思,他却执意“逆流而上”。

有人说,你们如果不怕赔钱就做吧。

陈佩斯把34万全部投进了话剧《托儿》,孤注一掷。

2001年,《托儿》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%。

在北京连演10场后,陈佩斯带着《托儿》开始了全国巡演。

2003年,第二部舞台喜剧《亲戚朋友好算账》上档。一年内在全国演出近六十场,观众达8万人之多。

《阳台》更是以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,直击社会“痛点”。迄今在全国各地演出已500多场的《阳台》,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。

“我们在北大的演出连一个空位都没有。”

有人感叹:像陈佩斯这样专业系统研究喜剧理论,并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的人,在中国,找不出第二个。

陈佩斯丰富的学识、不少独具思创性的言论让人为之惊叹。

但是排演《戏台》时,陈佩斯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还不够,于是又卯足劲充电。

2008年春天,陈佩斯创作的话剧《阿斗》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首演后,更是引起了轰动!

人说,陈佩斯跟《茶馆》里的常四爷很像,“都是挣有数的钱,过有底线的生活”。

生活中,陈佩斯很老派,一件毛线衣可以穿上10多年,一年四季脚下都是一双懒汉鞋。

他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,不穿皮衣。

父亲自2008年中风以后生活不便,陈佩斯便搬出自己的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,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全由他和哥哥照顾承担。

陈佩斯的父亲一直到八十多还在创作状态,那年他演了姜文的电影《鬼子来了》。

父亲对艺术那种执着的追求,对陈佩斯的影响很深。

很多人说,陈佩斯是典型的“一根筋”,他可以为表演砸锅卖铁,却不肯对游戏规则来半点妥协。

对演员,陈佩斯却极有耐心。

“绝不端着架子,容忍年轻人犯错,这样工作才能融洽。你搞一家之言,可能是你对,但长此以往,你工作的氛围就没了。”

近几年来,陈佩斯开始系统研究莎士比亚、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的作品。在网络文化泛滥和各类纯搞笑话剧的冲击下,他坚持自我,绝不向网络乞讨笑料。

陈佩斯的偶像是卓别林: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快乐、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。

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《舞台生涯》中的最后一个镜头: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,最后跳进一面大鼓,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。

喜剧这行太苦,陈佩斯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,但他手握利器,一路披荆斩棘。

当太多的人将喜剧肤浅地理解为插科打诨,就是一堆噱头与笑料的堆砌,陈佩斯一直思考并寻求着对“喜剧”的探索。

爱思考、不炒作,从未传出什么绯闻和负面消息。

在河南拍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时,有一场光着脚追汽车的戏,那条农村的土路上布满蒺藜刺,陈佩斯脚上扎满了刺,还得挣扎着往前跑。

“导演一喊停,哎呀,疼啊,痛,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,一拔一股血出来。”

当他疼得摔倒在地时,旁观的人却笑得非常开心。

“这种笑是道德的吗?”

鲁迅说:“喜剧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,悲剧则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”

所以,在陈佩斯眼里,所有的喜剧让人发笑的东西,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。

自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,陈佩斯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。

最近几年,在“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”的网络票选中,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。

2011年陈佩斯曾表示有春晚邀约,但他拒绝了,后面一年又接到邀请仍坚拒。

有记者问他:您对当初的行为是否后悔?他面色平静:“我不后悔!”

命硬学不来弯腰的人,承担的起一切选择之后果。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理想,不卑躬,不妥协,唯一能让他屈膝和朝拜的只有艺术。

他拍了中国第一部喜剧;上演了春晚第一出小品;在剧场人走茶凉的时代,又做起了话剧。

他的入场和退场,从不看时代的脸色。

陈佩斯虽然今年春晚依旧没有回归,可他离开春晚的21年,也是被念念不忘的21年。

在这个时代,他让我们看见,仍然有人为理想而活,活得干净而硬气。